2010年8月27日

濟慈的詩——《閃亮的星星》

許多電影中的詩人形象總是跌入教人惱火的濫調,不是太浪漫化,就是太稀奇古怪,詩人必然是暴跳如雷的傢伙麼,是神經質的怪客麼,是不為人所認同、有自殺傾向且鬱鬱而終的天才麼,好像詩人是異類,而不是人。電影創作人攫取的是戲劇性,而不是生活的實在感。有幸《閃亮的星星》(Bright Star)並不如此。


珍甘比茵(Jane Campion)自從風評普通的《驚殺》(In the Cut,2003)以後,多年沒有執導長片,直至2009年才推出尚且不俗的《閃亮的星星》,一部描寫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(John Keats,1795-1821)和他的情人芬妮布勞恩(Fanny Brawne,1800-1865)的電影,《閃亮的星星》一方面集中描寫他們的愛情和濟慈生命中最後三年左右的遭遇(愛與死就是本片的一切,多麼本質性),但更重要的人物畢竟是芬妮布勞恩,如此就貫徹了珍甘比茵的女性關懷。

不過,我對女性議題興趣不大,本文要處理的不是性別層面的問題,哦,是表現層面嗎?《閃亮的星星》中的服裝設計、攝影以至女主角Abbie Cornish的演出都不俗,也有目共睹,我不需多說;是情節層面嗎?電影忠於濟慈生平,與芬妮相識相戀、喪弟、寫傳世頌詩、赴倫敦、到意大利羅馬、逝世,全部一一涵括,實在不必細究。我想討論的是文本層面,即珍甘比茵如何挪用濟慈的詩作。

《閃亮的星星》引用了至少六首濟慈詩作,分別是:〈恩弟米安〉(Endymion,1817)、〈每當我害怕〉(When I have fears,1818)、〈聖亞尼節的前夕〉(The Eve of St.Agnes,1819)、〈夜鶯頌〉(Ode to a Nightgale,1819)、〈無情的妖女〉(La Belle Dame Sans Merci,1819)和點題作〈燦爛的星〉(Bright Star,1820)等。以下除〈恩弟米安〉採屠岸譯本(人民文學版,1997)外,其他都依據穆旦譯本(人民文學版,2005)。

《閃亮的星星》中,芬妮以四千多行的長詩〈恩弟米安〉為話題,嘗試與濟慈談論詩歌。芬妮誦讀了詩作開首的句子,「美的事物是一種永恆的愉悅:它的美與日俱增;它永不湮滅,」而她坦言自己其實不大懂得詩(片中有一男角以分析性的角度讚揚〈恩弟米安〉,芬妮則是直覺感受性欣賞)。我們可知,芬妮具有女性氣質的縫紉—時尚藝術和濟慈具有男性氣質的的語言—詩歌藝術,形成了電影中一對相互平行、等量齊觀的藝術實踐,但兩者並行不悖、沒有拒斥,而且皆以美為終極的依歸,令他們二人取得和睦的交往關係。

〈每當我害怕〉是電影中第二首出現的詩作,也是濟慈的佳作之一。濟慈在芬妮的飯廳中跳舞,引來一家人歡笑,當他誦讀〈每當我害怕〉,卻教他們默然,只有芬妮表示欣賞。此詩具預示性,表明了濟慈的生涯——創作、愛情(雖然是短暫)、名譽(雖然並不多),最終孤絕地死去——「於是,在這廣大的╱世界的岸沿,我獨自站定、沉思,╱直到愛情、聲名都沒入虛無裡。」

芬妮跟隨濟慈學習詩歌,短短時間內讀了《奧德賽》(Odyssey)、喬叟(Geoffrey Chaucer)、斯賓塞(Edmund Spencer)和彌爾頓(John Milton)的詩,但還是醉心於濟慈的作品,如〈聖亞尼節的前夕〉,尤其是此詩第23及27節表達了女子對夢中情人的渴求,放在電影中就道明了芬妮對濟慈的情意。

《閃亮的星星》當然少不得濟慈最著名的詩篇〈夜鶯頌〉,不過珍甘比茵的拍攝就缺乏表達力、想像力與客體感受力(negative capability):濟慈看見夜鶯歌唱,然後奮筆疾書了詩作第一節。當然,一切顯然太理所當然了。後來好景不常,濟慈咯血,芬妮探望她,二人誦讀〈無情的妖女〉,詩中苦惱的騎士好比濟慈,而騎士愛上的美麗妖女恍若芬妮,他們憑詩寄意,再一次預示濟慈之死——「在幽暗裡,他們的癟嘴╱大張著,預告著災禍;╱我一覺醒來,看見自己╱躺在這冰冷的山坡。」

《閃亮的星星》的結尾,珍甘比茵沉實地拍出濟慈客死意大利,傷心欲絕的芬妮誦讀〈燦爛的星〉懷念故人。這首十四行詩首八句以燦爛的星為書寫意象及觀視的目光,間接地抒發感情,第九句一下否定,轉向直接抒情,最後兩句couplet總結,寫出了愛意充盈的迷醉,像永遠活著,又如死去。現錄穆旦所譯的〈燦爛的星〉如下,我們一起讀吧:

燦爛的星!我祈求像你那樣堅定——
    但我不願意高懸夜空,獨自
輝映,並且永恆地睜著眼睛,
    像自然間耐心的、不眠的隱士,
不斷望著海濤,那大地的神父,
    用聖水沖洗人所卜居的岸沿,
或者注視飄飛的白雪,像面幕,
    燦爛、輕盈,覆蓋著窪地和高山——
呵,不,——我只願堅定不移地
    以頭枕在愛人酥軟的胸脯上,
永遠感到它舒緩地降落、升起;
    而醒來,心裏充滿甜蜜的激蕩,
不斷、不斷聽著她細膩的呼吸,
就這樣活著,——或昏迷地死去。

2010年8月19日

逢二退二——《鎗王之王》

(刊於《香港電影》第三十三期)

2010年8月18日

2010年8月17日

細心讀——《家變六講》

唐代詩人賈島的名句:「兩句三年得,一吟雙淚流。」可能有點兒誇張,但作者要鑄造佳作,仔細推敲是必要而漫長的過程。詩中又云:「知音如不賞,歸臥故山秋。」詩人慢寫,讀者慢讀,興許是一份互相的尊重。

讀罷《家變六講》,想起賈島的詩,也想起學界對理論的過度服膺。傳統文學學科有時會給人在故紙堆裡鑽的印象,資料堆砌,枯燥無味,與社會現實脫節。幾個月前我到台灣參加國際青年學者研討會,會後又與兩三位在台灣埋首文學研究的朋友短聚,大家都感到言必理論的傾向,以文化研究取代傳統學科的學術風氣正是火熱(敢信香港不久將來也是如此),正如《家變六講》中張誦聖教授的發言,提及批評的典範改變,由文本向脈絡移動,放棄了文本細讀,文本欣賞的基本訓練都沒有了。

《家變六講》紀錄了由王文興帶領師生細讀他的現代小說經典《家變》,發言一一筆錄,他們相互討論了六次,共十二小時,《家變六講》合三百多頁內容,只是分析了洪範新版《家變》的開頭十頁,約六千三百字而已,此書一如講座副題就是「以評點學與新批評重現《家變》寫作過程」。

新批評注重作品多於作者,對作品的構成進行嚴謹的細讀,而且對語言藝術及修辭學十分重視。《家變六講》其實拳拳服膺這一種盛行於二十世紀上半葉英美學界的批評方法,以第一講為例,王文興借用電影的攝影角度來解說小說的敘述角度,當中分析出敘述上的主觀與客觀,以及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事件的描寫,還有描寫的對象、層次、佈局、角度與方法等等。王文興也評點了中國文學的寫景傳統,但他不凝滯於此,他進而提及言╱畫外之意、象外之象,當中很重要的就是表象的內在意思:allegorical meaning(寓意)。第一講其實也是方法論,細讀了《家變》的頭兩段,將方法演練了一次。

是的,從第一講到第六講都是細讀,一定有人會說很悶啊,也有人會說如此冷靜抽離地看一個作品的小小片段,何苦呢。我讀畢全書,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曾經發出過以上的埋怨,但回過頭來想,我也讚嘆王文興既有評論家的眼光,又有創作人的立場,兩者做到並行不悖同時進行,而整個發言中「每一句話的解釋都不是事後的解釋,確實是把當時的intention(意圖)講出來。」(頁259)從此可見他的自覺和一以貫之的把握力,更教人敬服的是王文興的專注與認真,將文學、文字、語言視為一門不能苟且隨便的藝術,讀著讀著,我竟然想起大畫家米高安哲羅(Michelangelo)了。

《家變六講》的第一講最為精彩,第二、三講探討對話與獨白,懸疑及推理的效果,說話作為性格和主題宣示的目的等等,第四講轉入內心世界的表現,第五講講夢,第六講探索內心意識流,當然王文興可以繼續解釋下去,但單單六講,已從外到內,從時、地、人、事、對話與獨白以至於夢和意識流都一一探討了,已夠全面細緻和完整了。

《家變六講》也提到影視改編,原來唐書璇、譚家明、李行、但漢章和張永祥都計劃要改編《家變》,可惜都未能成事,更教人納罕《家變》是否無法改編的呢,這不單單是建築和選角的問題,而是電影語言和文學語言的差異、彌合與角力的問題。我從《家變六講》看到很重要的一點,正是語言,尤其是文字語言是思想的重要載體,白話文有沒有出路,就是思想有沒有出路。王文興提出「從傳統裡頭來」和「西方的影響」(頁33),表面上是說語言,其實是說思想,如何更新既有舊傳統、接受外來的影響,從而更新語言,提出新思想,正是《家變六講》給我的一個啟迪,又如果評點細讀是一門工藝手法,將這個日漸邊緣的詮釋技術再次對準值得琢磨研究的經典,也許是新思想誕生的必經坦途了。

(刊於《文匯報》2010.7.12)

2010年8月12日

2010年8月9日

掩飾與解釋——《影子滅殺令》

(收錄於《字與光:文學改編電影談》)

2010年8月3日

在路上音樂會

潘志雄(老飛)和朋友們,停一停、聚一聚、繼續走。
日期 : 8月7日及8月8日
時間 : (晚上) 7:30pm
參與演出: 潘志雄、靜靜雞樂團、林靜、旭雯、蘇湘、jenny、黃衍仁、老b、 發仔、 Bun、鄭政恆、李維怡
地點 :「天邊外自由劇場」
地址:香港九龍大角嘴必發道71-73號三樓
票價: $64 (座位有限建議預早電話留位)
電話留位: 93188779 志雄
ps: 同場發佈潘與朋友們創作之新舊歌曲,歡迎帶備USB 記憶體 (手指)把歌曲帶走及設有自由jam歌時段歡迎大家齊齊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