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 刊於《字花》第二十四期)
2010年3月30日
2010年3月23日
未能忘記的心理創傷——《不赦島》
想不到，馬田史高西斯非常忠於原著！由於記憶猶新，四百頁的小說我兩天就讀完了，電影中嘮嘮叨叨的解釋性對話都來自原著，一字不易，當然有些幻想段落是刪減了、改動了，甚至乎另外加上一些。而小說本身有很強電影感，幾乎是為拍而寫——情節緊湊、時限為四天、筆觸流暢明快、甚少冗長篇幅的描述性段落。小說走心理驚慄路線，有足夠的流行元素，似乎小說只是電影的準備而已。
原著的缺點是情理不通，電影也只能照單全，一個病患能不能編作如此密集而複雜的故事和對話呢，難以置信。角色扮演(Role Play)的設置也欠缺說服力。但撇開情理通達與否的問題，《隔離島》和《不赦島》的優點，除了心理驚慄的力量外，更在於它具有深層意義。
不論是小說還是電影，都教我想起德國表現主義經典默片《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》(The Cabinet of Dr. Caligari，1920)，主角Francis追尋真相的過程其實是探入瘋狂主體的內心回溯，求真的意志終於不敵非理性的力量，克拉考爾(Siefried Kracauer)在名作《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》(From Caligari to Hitler：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)一書已分析出電影中卡里加利的操縱和希特拉的掌控一脈相承，暴君(tyranny)主題昭然若揭。《隔離島》和《不赦島》在劇情上與《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》貌有相似，但意義不同，希特拉不是必然終局，反而是暴力的源頭，《隔離島》是關於戰爭和家庭悲劇帶來心理創傷(trauma)的作品，泰迪面對非理性的極端暴力事件(納粹的達豪集中營和滅門慘劇)，如何解除心理的陰影呢？他編碼、幻想、逃避，人作為暴力事件的目擊者及承受者，其主體性已經自動瓦解了，人因為強大的心理衝擊陷入瘋狂，需要外在的力量修補。考利和席恩醫生一心用新方法幫助泰迪，最終不得不說服他接受現實，正視未能忘記的心理創傷，而結果成效卻是曖昧的，大概是失敗了。
《不赦島》中，泰迪和奈爾林醫生有一段英德雙語對話，沒有中文字幕，教人納罕。翻查《隔離島》，對話是這樣的，奈爾林問泰迪「信神嗎？」泰迪先以問題答覆：「醫師，你見過死亡集中營嗎？」再說「等你哪天見過死亡集中營，再回來告訴我你對神的感想吧。」是的，阿多諾(T.W. Adorno)說過奧斯維辛以後詩已不復存在，勞德瑞(Dori Laub)也指出「二次大戰的心創與暴行，使文化價值、政冶傳統、社會規範、國家定位、經濟投資、家庭組織都失去其意義與指涉。大屠殺乃一分水嶺事件，帶動所有價值的隱然革命與重新評估。」(詳參《見證的危機：文學、歷史與心理分析》)不單如此，更有人進而問道祈禱是否也已不復存在……許多受苦受難的人問，上帝在哪？
《隔離島》沒有留下非常深刻的教益和回答，丹尼斯勒翰給予的唯一答案就是正視自己，承認一己的罪過，由此更加教人佩服馬田史高西斯的增補，《不赦島》的結尾中，泰迪脫口而出一句live as a monster or die as a good man(原著沒有這一句，且明顯對應《蝙蝠俠黑夜之神》中two-face的名言)，道德判斷是人的底線之一，之前泰迪與守衛長的對話表明他傾向人是道德的，不傾向人是單純暴力的 (也是原著沒有的)。《隔離島》和《不赦島》的世界沒有神，人間世的邪惡力量無比強大，求生重建的能力失卻了，無法逆轉。《不赦島》中泰迪選擇了道德，在瀕臨崩潰的邊緣上，他最終的歸宿除了治療，就只能是燈塔，即是一種螺旋形向上的力量，在黑夜的海上前進的依據。丹尼斯勒翰就是欠缺了精神上的高度，馬田史高西斯卻有，而且憑一個意象就能夠表達出來。
2010年3月19日
男人之苦——《單身男人》《聲聲相識》並談
奧斯卡金像獎影帝的角逐根本上是Jeff Bridges和Colin Firth二人之爭。前者的演技沒有後者般好，但Jeff Bridges能夠勝出，大概是因為去年Sean Penn擊敗Mickey Rourke，沒有理由連續兩年都是同性戀者勝過翻身老男人吧。
撇開演員，以戲論戲，《單身男人》(A Single Man)拍得比《聲聲相識》(Crazy Heart)稍好，但《聲聲相識》的人物塑造上比較可親可感。《單身男人》改編自衣修午德(Christopher Isherwood)在1964年出版的小說，電影在視覺風格、時代氛圍和生活文化等方面都貼近六十年代，導演Tom Ford曾任Gucci創意總監，是著名時裝設計師，他在電影中注滿了資產階級的摩登品味。小說與電影將時間設定為1962年的一天，大學教授George痛失感情甚篤的男伴以後，感到十分孤獨，決定在當晚和紅顏知己Charley吃晚飯後自殺，但他遇到一位年輕熱情的學生後，燃起了生存的勇氣，而最終他的內心變得如月色般澄明了，卻躲不開宿命。
Tom Ford細緻地捕捉George虛無的心理、如水的回憶和流動的意識，成就了一部現代主義風格的電影，教人想起意大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(Michelangelo Antonioni) 的作品。而電影呈前呼後應的對稱結構，以單身男人的內心感受為重心，又有不少鏡子和水的意象，切合自傷、自憐、自戀的氣息之餘，Colin Firth幾乎成為了法國名導谷克多(Jean Cocteau)鏡頭下一塵不染的Jean Marais了。
《單身男人》也有深刻的東方精神探索，我想起卞之琳說過衣修午德的「小說內容多寫同性愛和印度吠檀多宗教哲學。」吠檀多哲學頗玄奧，湯用彤在《印度哲學史略》中提到吠檀多主張「撥開無明，了悟真際。故曰『從智慧得解脫』。當自我知其與梵同一，此智即是解脫」。《單身男人》要表現的正是George的痛苦和解脫，一首一尾出現的海，儼如苦海，他終於在茫茫月色下好像明白到「世間如幻，輪回非有，過去作業，均立消滅。」George在生命的一天中，從自殺求死到死亡解脫，沒入於大梵，這是George的最後的歷程，離開了苦。
是的，《聲聲相識》也是說中年男人的痛苦與危機，但態度比較積極，有較多的啟發性。Jeff Bridges飾演的Bad Blake是事業走下坡的民歌手，生活放任，煙酒不離，疾病纏身。《聲聲相識》是一個男人翻身的故事，跟去年相當不俗的電影《拼命戰羊》(The Wrestler)如出一轍，《拼命戰羊》中摔角手的人生意義都放在殘酷擂台之上，以赤軀成就真我尊嚴，即使時不我予，至死都要做回真的漢子。《聲聲相識》中鄉謠民歌手的音樂人生就在舞台之上，用歌聲去娛樂別人，但他迷失了自己，當Bad Blake在朋友、徒弟的支持和女朋友的鼓勵下，決定埋首創作，重整事業，即使遇到挫折，也要改過自新，過新的正常的生活——Pick up your crazy heart and give it one more try……
《聲聲相識》和《拼命戰羊》的男主角都一樣，在家庭方面一敗塗地，事業方面也難復當年，感情方面更難掩失落。但他們都成就了鐵漢的中年血淚史，倚靠的都是事業和工作的奮發，進而尋找到一己的身份角色。《聲聲相識》中的Bad Blake終於回復本名，重修師徒的合作關係，也有充裕金錢給女朋友的兒子長大時使用，最後他由一個徹頭徹尾的浪子，變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父親，也在比較年輕的下一輩身上找到未來的希望，由為己轉變成為他。如此歷程大抵上挺切合山姆・基恩(Sam Keen)在《新男人：21世紀男人的定位與角色》(Fire in the belly : on being a man)一書中所點出的英雄歷程：「由自我再回到現實世界，觀點從『我』恢復到『我們』、從孤獨恢復到社群、從接受治療到日常生活中採取行動。」基恩又提到現代英雄的美德包括：好奇、同理心、情感與理智協調、義憤、正確的生活、自得其樂、友誼、推心置腹之交、栽培者與野性九項，Blake終於把握到大部分的英雄美德，無疑他已脫胎換骨，是的，Blake真的不再迷途了。
2010年3月16日
如何拆解戰爭機器——《拆彈雄心》
《拆彈雄心》(Hurt Locker)一如大衛擊倒巨人《阿凡達》(Avatar)，女導演Kathryn Bigelow成為了Queen of the World，有心人早已陰陰嘴笑道，是前妻打贏前夫的局面呢。
作為戰爭片，《拆彈雄心》拍得不錯，手提拍攝推進戰爭現場實感，快速剪接提升騷動緊張氣氛。回望2009年，美國總統奧巴馬意外地奪得諾貝爾和平獎，同年關於戰爭的美國電影也不少，塔倫天奴(Quentin Tarantino)的《希魔撞正殺人狂》(Inglourious Basterds)是關乎電影本質的另類戰爭片，對菲林(film)本身的重視大於戰爭。《密探睥死羊》(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)以黑色幽默手法諷刺戰事，反戰姿態背後是足以穿牆的虛無逃避心理。《阿凡達》也有不少戰爭的篇幅，回望又預示戰爭與資源爭奪的雙生關係。《拆彈雄心》一開始就點明「戰爭就是毒品」(War is a drug)，立意鮮明，而導演Kathryn Bigelow也成功地探入戰爭的本質。
《拆彈雄心》主角三人，第一個是老手Sanborn，代表理性與經驗；第二個是新丁Eldridge，代表學習與成長；第三個是強人James，他的角色令人想起自《現代啟示錄》以降在美國電影中經常出現的非理性戰爭狂人，因戰事而變得神經兮兮，他們在影片中自然地作為被反思，甚至被批判的對象。《拆彈雄心》中，強人逐步被塑造成一個擁有超卓才能的拆彈英雄，但影片在後半部分嘗試拆解英雄的偽神性形象，同時拆開戰爭的恐怖面具。
影片中強人James是危機處理的專家，做事不顧一切，充滿熾熱的陽剛味道，而導演慢慢才揭示出他的人性陰柔一面，他面對人被活生生地製成炸彈時會憐憫(pity)，孤獨地闖蕩巴格達夜街時會恐懼(fear)，同袍因為自己的決定而遇襲後會內疚(guilty)。這些比較具人性化的心理特質和他的英雄面孔顯得格格不入，令人思疑戰爭如何改變了甚至異化了James本來的心理面貌。
桑塔格(Susan Sontag)在《關於他人的痛苦》(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)一書中扼要地點明：「現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感情，是深信戰爭是畸形的，儘管可能難以阻止；和平才是常態，儘管可能難以獲取。」在觀看《拆彈雄心》時，我們起初不禁納罕甚至贊嘆James的所作所為，但事實殘酷，對不起，James的才能只不過是畸形的戰爭所造就的特殊能力或戰爭本能，誠如片頭的字幕，戰爭就是毒品，戰爭幾乎抽空了James的人格一面，James的才能表明他早已不知為甚麼而戰，但他已是寄生於戰場上的戰爭機器或戰爭動物。導演沒有說支持戰爭或是反對戰爭，不，她呈現戰爭本身的可怕。——這一刻，你腦海中必然迴旋著這一把聲音：Horror，Horror……
《拆彈雄心》的結局是老手Sanborn坦率地說想有下一代，他依然擁抱著人性，有希望才能活下去。強人James卻不安於室，拋妻棄兒重回他無法離開的戰場，而我們都記得James惘然地站在空寂的超級市場的貨品前，一時間好像失去了自由、失去了個性、失去了選擇的能力、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這一鏡頭和戰場上的殘酷場面一樣有力，對，是控訴力，但願我們尚未麻木。
2010年3月12日
訂閱：
文章 (At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