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4月23日

電影與政治實踐——以《赤色風暴》、《血戰》及《捷古華拉》為例


時近五、六月,政治氣氛日趨濃厚,歷史的傷痕又再淌流熱血,觸動了大眾的敏感神經。然而,在電影世界中,我們可以比較冷靜地想想政治的問題,看別人的歷史經驗,認真地思考個人的政治理念是否過度簡約、不夠成熟。近日看到三部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——《赤色風暴》(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)、《血戰》(Defiance)及《捷古華拉》(Che),都帶給我新的觀影經驗。

先說《赤色風暴》。電影以七十年代西德左翼恐怖分子「赤軍團」(Red Army Faction) 的幾位領導為中心,寫實而流暢明快地放眼1967至1977十年的時光,反映出一些左翼份子與學生運動如何逐步激進蛻變成恐怖赤軍,從「革命放假」的平靜背景轉為破壞民主社會的動蕩年月。赤軍團主腦Ulrike Meinhof、Andreas Baader、Gudrun Ensslin俱實有其人,Ulrike Meinhof本是左翼記者,後來感受到集體政治訴求、反抗、示威、行動帶來的力量,再加上她被Baader和Ensslin的暴力鬥爭路線所影響,投筆轉而成立赤軍團。三個人和一眾黨羽的行徑令我想到有政治自覺、敢言敢作敢為、對弱者有同情的人更需要道德良心的規範,更需要清醒地面向權勢,否則他們的原始血性暴力、堂而皇之的理想口號與煽動性強的政治熱忱三者勾連結合,難免對理性秩序做成極大危險。他們一眾赤軍成員空有政治意識卻傷及無辜、玩弄易於被鼓動的青年群眾,以暴力回應暴力,以仇恨回應仇恨,其實他們是自以為神施行在世審判。由此可想,電影中一位處理赤軍動亂的官員Horst Herold(Bruno Ganz飾)以「神話」二字為赤軍團的行為定性,實在十分高明,道明了一切政治行動本質上都是宗教行動。尤其是一眾主腦在獄中仍可以自殺來製造政治迫害假象,鼓舞第二、三代赤軍門徒作大型襲擊,事件更見主腦虛偽魔性,卻以受難的外衣掩人耳目。

《血戰》一片堪稱現代出埃及記的遊擊隊故事,在二次大戰時被德軍佔領的東歐叢林,一班猶太人在Tuvia(Daniel Craig飾)的帶領下組成社區,他施行強勢的貴族式寡頭領導,驅逐了政治路線上較為激進的弟弟Zus,更將犯上作亂品行低劣者施以死刑,Tuvia的品行比較高尚,容許傳統宗教化育百姓。及至德軍對社區進行滅絕攻擊,一度喪志的Tuvia與另一弟弟Asael像摩西帶領群眾越過淺灘,最終三兄弟也團結聯手擊敗德軍。《血戰》的表層是戲劇性情節和場面,深層其實是政治,導演似乎以一個不安的逃難背景中探詢政治領袖的必要品性,Tuvia作為領袖除了需要建立權威、體察眾生多艱、保持清醒果斷的頭腦和道德良心外,也需要了解到百姓需要生存,也需要秩序,更需要教育和規範。而從兩部電影可見,我們切切實地實面對兩個難題——如何在理性秩序的安頓環境中而不失卻對受苦者的同情、如何在現代趨新的步幅中不遺忘傳統的教益。

蘇德堡(Steven Soderbergh)的話題作《捷古華拉》片長四小時,我略嫌太長(其實上述兩片都有兩小時多長度,但精彩),不及幾年前的《哲古華拉少年日記》(Motorcycle Diaries,2004)好看。但我欣賞蘇德堡採取平視的角度實在地看捷古華拉,上集他和卡斯特羅等人在古巴搞革命水到渠成,拿著同一理念在玻利維亞搞革命卻進退失據,也許人永遠是最大的變數,個我的政治文化理念放下了,才可以看見別人真正需要甚麼。三部電影展現了一班又一班活生生有高低起跌的行動者、抗爭者和革命家,三位導演沒有神化誰且尊重歷史(題外:除了吳宇森,有哪位香港導演敢以六七暴動為題材?),這是共同的優點,若論警世作用、拍攝技法和可觀性,首選《赤色風暴》。但要說內涵深邃,還是《血戰》,它提供了政治實踐的上好反思空間。

2009年4月14日

2009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小小總結

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最大收穫是費穆的《孔夫子》,我已另撰文章賞析,在此從略。以下是一些片言瑣記:

《新宿事件》:爾冬陞電影生涯的代表作品,甚至是港片經典電影之一。放棄國內市場,貫注東亞性質,顛覆成龍的固定形象。從《旺角黑夜》和《門徒》一路走來,本片對人性的探討最為深入,悲劇的調子更推向極致,不離不棄善惡道德觀念。

《神槍手》:彷彿時光倒流,上承張徹的純陽剛武俠世界,一些慢動作與近鏡令人想起吳宇森。男人的好勝、血汗和力量全情陳列,女性只活在金錢世界與想像中。角色難免平板,唯獨鎗王警魔惹人注目。所謂高手共存的世界則難免平庸矣。

《幸福黃手絹》:新不如舊,我比較欣賞山田洋次版的喜劇元素和公路電影感覺。

《W.》:沒有潑婦罵街也沒有贊許護航,奧利華史東為小布殊立傳,形象可笑復可憐,政治黑幕人所共知,眼界與力度大不如前,配對產生的幽默只滿足最低要求,反而布殊父子對手戲拍得比較出色。最後小布殊的惘然眼神難道屬於創作人?

《明媚時光》:我欣賞翁子光聚焦於人,同時將人放置在具體的政治處境之中,再耐心察看審視其限制、難處、掙扎和變化。導演所面向的政治範疇十分全面,當中的多重層次觸及了後殖民處境、中港兩地的流動關係、父權的崩解和家庭的建立、都市少男少女的感情關係、人的慾望、啟蒙與自我實現等等,反映出導演深刻的反思、寬宏的視野、敏銳的觀察和油然而生的都市情懷。音樂和歌曲的運用有心思,值得一讚。我認為《明媚時光》應該在本地院線上映,讓更多人欣賞,一起默默地感受,陪伴翁子光思考,關於人。

《赤色風暴》(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):社運青年和大學生必看。左翼份子激進蛻變成恐怖赤軍,破壞大於建設,有政治自覺但沒有道德良心的人對理性秩序做成特大危險,熱血青年空有政治意識卻傷及無辜玩弄群眾。以神話二字定性,道出一切政治行動都是宗教行動。

《風塵三俠決戰地獄門》(The good,the bad,the weird):也是新不如舊,我寧願重看The Good, the Bad and the Ugly。這個太胡鬧無聊,裡裡外外都很像舊日的港產片。

《捷古華拉》(Che):不及Motorcycle Diaries。Soderbergh將兩小時的內容剪成四小時。唯欣賞平視的角度,無神化捷古華拉。

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(Helen):英國貨卻有北歐的冷酷feel,影像唯美,靜靜地呈現一個少女如何走入茫茫未知的世界,包括她的過去和一位陌生女死者的生活。

《我在娥摩拉的日子》(Gomorrah):寫實得近乎紀錄。揭露黑幕的社會控訴作品,沒有勇氣是拍不出來的。

《屈辱》:無疑令喜歡Coetzee原著的人大跌眼鏡,大家都知改編Disgrace是吃力不討好。電影版只是小說的精華濃縮,取其戲劇性一面,以冷靜抽離的手法作影像轉換,小說中的殘酷性、多層次思考、複雜的內心情感、文本互涉全部付之闕如。導演有意將權力及種族政治放到核心位置,用隔著籬笆的兩個房子並置作最終鏡頭用意甚明。導演將小說的優越之處一一清除,又不嘗試引入個人角度,加上麥高維治木口木面的演出,影片成績強差人意。

Hans Richter非我欣賞的那類Avant-Garde Filmmaker,有想像力但毫無深度。易文是不算突出的文人導演,年記頗好看,電影共看了六部,比較喜歡喜劇《香車美人》和悲劇《情深似海》,同是由優秀的葛蘭主演,前者寫年輕中產夫婦嚮住以私家車為象徵的現代生活生動活潑,後者雖失之於露但用心用情。歌舞片普普通通。

2009年4月10日

寫實.畫意.光影.神韻——陳復禮、簡慶福、黃貴權攝影展


最近在香港文化博物館開幕的「光影神韻——攝影大師陳復禮、簡慶福、黃貴權」展覽,為館方「香港攝影系列」的頭炮,也是「大師的風采」專題節目之一,展期逾過半年,未免太長。乍看之下,參觀者的年齡層偏向年長,可能認識上述三位攝影師的人年紀都不輕,這同時隱現出香港沙龍攝影發展的一個趨勢。

1927年,劉半農出版了中國第一部攝影藝術理論的研究專書《半農談影》,他在書中將攝影區別為寫真和寫意兩大門類,前者(如照相館和新聞攝影)是攝影的「正用」;後者傳達美,「乃是要把作者的意境,借照相表露出來。意境是人人不同的,而且是隨時隨地不同的,但要表露出來,必須有所寄籍。」

以寫真和寫意區分,可見三位攝影大師相似的創作動向。無疑他們不少早年作品都偏向於寫實,以現實主義的眼光望向戰後的街頭陌巷,這些黑白攝影作品重視光影構圖,靠近新聞攝影,但又自覺地反映出個人的關注角度,例如陳復禮的《流浪者》、《血汗》、《戰後》、《喜雨》、簡慶福的《兩修女》、《來生之願》和黃貴權的《委屈》、《回首當年》。

陳復禮的一些早年作品如《昨夜江邊春水生》和《徬徨》又令人想起郎靜山的集錦攝影,即在暗房中運用遮擋、套放的手法製作畫意攝影,由此可見陳復禮在早年已對寫實攝影和寫意攝影兩方面的共同關注。在1962年發表〈建立起畫意與寫實結合的新風格〉一文,他提出「以寫實為經,我們要學習寫實風格採擷題材的手法,盡可能不加擺佈,盡可能從現實環境和社會生活中去獵取題材。同時又要以畫意為緯,我們要保留畫意攝影在畫上刻意經營的努力,利用那些悅目的色調和完整的線條結構來突出我們的新題材。」陳復禮的代表作之一《搏鬥》是優秀的合成照片,也能夠貫徹上述的主張,而事實上他後期的作品愈趨向畫意而放下寫實風格,在與畫家合作的「影畫合璧」作品中更覺彰明顯著。

及至晚年,簡慶福和黃貴權從寫實轉向畫意,我比較欣賞簡慶福意境恢宏的作品,當中寄籍了傳統的詩情及高尚的情懷,例如巨幅、唯美的《壯懷激烈》,左上角題上英雄二字,六隻北海道丹頂鶴向天皋鳴,悲愴而不失壯美。黃貴權的作品傾向朦朧,據說受朱屺瞻的「獨」、「力」、「簡」畫風和光色的妙用所影響,但攝影作品的朦朧似乎溺於耽美,在視像上求巧,整體而言則未免重複單一。

綜觀「光影神韻——攝影大師陳復禮、簡慶福、黃貴權」展覽,令我恍然感到,在當代藝術展覽中,美感已經買少見少了。當然美感早已不是藝術的唯一標準,但我們實在難以隨便將之捨棄,也許美感的發現,還有一些別的可能性。